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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直笑得气都喘不过来。
“那么，你的线索是怎样得到的呢？”
“啊，都告诉你们吧。当然，华生医生，这可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只有咱们之间可以谈谈。首先要解决的困难就是要搞清楚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或许有些人会去登广告，然后坐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友来联系。但是我葛莱森可不会这么做。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顶帽子是从坎伯韦尔路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听了这话，葛莱森的脸上马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说：
“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点了。你去过那家帽店了吗？无论有多大的机会，你都不应该把它放过的。”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引经据典一样地说。
“好吧，我找到了那个叫做安德乌的店主，我问他是否有人从他这里买过一顶那种号码和式样的帽子。他们翻了一下售货簿，很快就找到了，帽子做好后被送到陶尔魁里，交到一位住在夏朋婕公寓的叫做德雷伯的先生手中。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夸奖。
“于是我又马上去拜访夏朋婕太太，”这位探长接着说，“我发觉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屋中——是位漂亮姑娘。在和她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而且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当然这些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对她们产生了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了解的，当你找到了正确的线索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是已经舒畅得要发抖了。我就问她们：‘你们知道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人杀的消息了吗？’”
“那位太太点了一下头，她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她的女儿却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看到这里，我就越觉得他们一定对案情有所隐瞒。
“我问：‘德雷伯先生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八点钟，’她不停地咽着唾沫，努力控制着情绪说，‘据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讲，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两班，一班在九点十五分，另一班在十一点。他赶的是第一班的火车。’”
“那次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女人的脸色变得非常吓人。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但是她的声音已经变得沙哑，非常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之后，那位姑娘说话了。她相对来说很镇静，话也说得很清楚。
“她说：‘说谎得不到什么好处，妈妈，咱们还是把一切都告诉这位先生吧。其实后来我们还见到过德雷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夏朋婕太太伸出双手，绝望地喊了一声，倚在了椅背上，‘你哥哥可被你害了！’”“我想阿瑟也一定会赞成咱们说实话的。’这位姑娘坚决地回答。
“于是我就说：‘现在你们最好还是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如果再这样支支吾吾的，那就干脆别说了。而且，你们可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