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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长两三天胡子茬，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但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的烟蒂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报告称：每天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